从控不住的人口看北上深谁更有未来?关键因素浮现!文/晋慧敏

1949年以来,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基本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出于对人口过度集聚的担忧,国务院2014年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方正证券任泽平团队分析指出,过去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市场机制作用。根据OECD城市功能区及美日韩的国际经验来看,在市场作用下,当城市发展较稳定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比值将保持在1附近。  而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高达1.9以上,因此在迈向世界城市的路途上,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进一步增长,并且从人口密度看仍有较大空间。据推算,北京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空间为1239-1413万人,上海的人口增长空间为455-464万人。  任泽平团队同时指出,当前北京上海已经暴露出老龄化和人口分布失衡等突出问题。尤其是,接近一半的人口聚集在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区域,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表明核心区域已严重饱和。  北京上海人口增量减慢
但未来仍有较大潜力  自2014年以来,北京、上海开始大幅加强人口调控,控制人口总量及快速增长甚至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加强落户审批、疏解部分非核心部门、上调公共服务价格(水、天然气、公共交通)等。  受此影响,北京市、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有所缓解。但方正证券也指出,人口集聚可能会在短期由行政力量主导,但在长期仍将决定于市场力量。与此同时,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量大幅增长,其中原因除广州、深圳自身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外,可能还在于北京、上海人口调控“赶人”的影响。  方正证券指出,从长期看,决定集聚规模的关键在于城市经济规模及其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该差距可用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表示。  在市场作用下,当城市发展较稳定时,经济-人口比值将保持在1附近,OECD城市功能区及美日韩的国际经验也证实这一点,而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高达1.9以上,因此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还有增长潜力。  此外,方正证券还从人均GDP、经济份额和人口密度的角度,将北京、上海与国际先进城市进行比较。尤其是从人口密度来看,北京上海的人口增长仍有较大空间。  1.
从人均GDP看,北京、上海虽在国内领先,但远低于国际先进城市。以扣除延庆、怀柔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北京都市区人均GDP计算,仅相当于纽约都市区的25%、巴黎都市区的30%、伦敦都市区的34%、东京都市区的44%、首尔都市区的58%。而上海市的人均GDP比北京还稍低一些。  2.
从经济份额来看,由于中国是大国,北京、上海不可能像巴黎、伦敦、东京和首尔都市区那样占本国GDP25%以上的份额,但可以大致参照纽约都市区。目前,纽约都市区的经济份额为7.9%,远高于上海市的3.7%、北京都市区的3.3%。因而,在北京、上海建设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目标下,可以推测其经济份额不大可能会下降,相反极有可能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测,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北京上海未来人口显著增长。  3.
从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人口均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上海(3535人/平方公里)、北京都市区(2583人/平方公里)分别位居第五、第六。根据土地面积来衡量,北京和上海都市区的人口密度上限低值可参照东京都市区,上限高值则介于东京都市区与首尔都市区-孟买都市区之间,上限大约在4200-4600人/平方公里。据此推算北京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空间为1239-1413万人,上海的人口增长空间为455-464万人,仍有一定上涨空间。  北京上海人口发展的问题:核心区域人口饱和、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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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全国经济增速逐步走低的情况下,一个青年人选择去往某地,核心的影响因素是有无发展机会,特别是挣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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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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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丨肖明、21数据新闻实验室 黄良东

人口上限的严防死守

编 辑丨陈思

我们在2015年有一个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三四线涨不动”,除了货币超发因素外,预测的逻辑是基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聚集的规律趋势,可分两个阶段:

2018年,全国超过100个城市发布人才政策。进入2019年,“抢人大战”再度升级,甚至有省会城市实施“零门槛”落户政策。

第一个阶段是人从农村到城市,房价普涨,只是涨幅大小跟人口聚集多少有关;

频繁的人才新政出台,对各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有何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人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迁移聚集,一二线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年轻的移民增加城市活力,但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老龄化加重,第二个阶段房价的分化日趋明显。这是国际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市场经济规律。

一二线城市的人口少了还是多了?

这也就意味着,试图限制大城市人口的行政性措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出路在于着力解决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问题。

超大城市如何承受人口之重?

当前北京、上海等地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正处于编制过程中,203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将在其中确定,预计将于明年内陆续公布。

近16年一线城市人口增长趋势

2015年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要求北京市到2020年把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统计数据显示,近16年来,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基本保持快速增长。

2016年8月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要求到2020年、2040年把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北京、上海常住人口从1000多万人增至2018年的2000多万人;

北京上海为何要控制人口规模?人口控得住么?

深圳人口增长速度迅猛,早已跃居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

城市人口集聚的基本逻辑:经济-人口平衡。

广州常住人口增量也大幅提升。

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城市人口集聚规模的关键在于该城市与所在国家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这种区域收入差距可简单地用区域经济份额与区域人口份额的比值来表示。在长期,由于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个体之间等存在明显差异,当城市在人口集聚规模基本稳定时,其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比值虽并不会等于1,但将保持1附近的水平。

2013年以来,北京、上海开始加强人口调控。受此影响,北京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降至0.6万人;上海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降至-0.4万人。

 

与此同时,受近年落户条件放宽影响,广州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增至45.6万人,深圳2015-2018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增至56.2万人。

高收入经济体城市人口集聚的国际经验:经济-人口比值接近1。

去年发布人才新政的最为积极的,大部分是二线城市。

全球高收入国家50万人以上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的中位数为1.01,平均值为1.07。

那么,这些城市“抢人”政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大吗?

其中,有195个城市功能区的经济-人口比值处于(0.7,
1.3)之间,占比为78.6%。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功能区中,经济-人口比值最大为1.67,最小为0.93,均值为1.27。

近11年部分二线城市人口增长变化趋势

韩国首尔圈经济-人口比值低于1之后,人口从净迁入变为净迁出。

2018年成都、武汉、西安、石家庄、郑州、杭州等10个二线城市均发布人才新政,但从历年数据上看,常住人口变化大多延续以往趋势,其中,郑州、西安常住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

日本东京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15时,人口依然呈净迁入状态;

具体而言:

大阪圈和名古屋圈经济-人口比值处于1.15以下时,人口处于净迁出或迁入迁出平衡状态。

石家庄近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量为8万左右,2018年人口增量7万多;

 

西安近两年人口增量分别达78.46万和38.7万,属于近10余年人口增长的高位,但2018年常住人口增速较2017年有所放缓;

北京上海人口人口增长仍有较大潜力。

成都2018年人口增量近30万,较2017年翻了一倍多;

近期不少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净流出人口明显减少;人口向大都市区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速度整体放缓,且分化严重,但趋势未改。受人口调控政策影响,近期北京人口增量放缓,上海人口增量由正转负。然而,当前北京、上海的经济-人口比值高达1.9以上,人口集聚在长期终将决定于市场。在北京、上海迈向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的路途上,经济-人口分布的内在平衡动力将驱动其未来人口显著增长。从全球主要都市区人口密度的国际比较看,北京、上海人口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分别超过1000万、400万。

杭州则2018年人口增量达到33万多,2017年增量则为28万,人口延续之前的增长趋势。

 

2018年,城市人口竞争谁是赢家?深圳广州西安亮了

具体数据来看,深圳和广州的常住人口在2018年分别增长了49.83万人和40.6万人,傲居全国前两位,西安、郑州的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38.7万人和25.5万人,增速都比较靠前,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城市在2018年首次成为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约束均不是严控人口规模的理由。

其他多个接近千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正在奋起直追。其中杭州2018年常住人口为980.6万,新增33.8万,2017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为28万人,照此趋势,2019年杭州将大概率跻身千万人口城市行列。

1)交通拥堵。当人口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城市交通情况与城市布局、城市交通设施水平及城市管理能力等更为相关。当前北京、上海的轨道交通路网密度不超过0.10公里/平方公里,远低于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这是造成北京轨道交通出行比例较低、从而较为拥堵的重要原因。

另外,青岛2018年常住人口为939.48万,比上一年增加了10.43万,预计在数年后也将成为新的千万常住人口城市。

2)环境污染。人口规模与城市空气质量等环境污染情况并不存在正相关性。虽然城市人口增加对环境质量确实存在一定影响,但要远低于不恰当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措施等产生的影响。

其他常住人口增长比较显着的城市还有成都、重庆、长沙、宁波等,2018年增量均在20万左右。

3)水资源。城市并非一个封闭系统,且技术可变,这意味着资源承载力可变。北京市人口规模与用水总量的变化表明二者并无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再生水利用等因素对用水的影响远大于人口增长,测算表明北京市水资源可支撑其人口增至3000万人以上。

梳理这些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一个普遍特征为:常住人口净流入量较大。

 

所谓常住人口净流入,是指新增人口数量超过了自然增长人数(常住人口出生数减去死亡数)的状态。2018年广州净流入的常住人口为28.73万,西安和杭州分别净流入31.85万人和27.82万人,郑州和重庆净流入人数分别为18.5万和15.88万。

北京上海人口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老龄化、人口分布、职住分离。

一些常住人口增长较慢的城市,呈现的是人口微量净流入状态,甚至人口净流出。其中,上海和天津2018年末常住人口净流入只有1万人左右,北京则是净流出22.25万。

1)老龄化。2015年北京、上海户籍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高达23.6%、30.2%,大量年轻外来人口涌入使得两地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大幅下降,其中北京市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市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大都市区的老年人口比重多明显低于本国平均水平。

为什么一些城市常住人口净流入快?很大原因是这些城市实施了宽松的户籍政策,并且对符合条件的落户者给予住房补贴。深圳早在几年前就开始给落户的大学毕业生发放住房补贴,另一个人口显着增长的城市西安于2018年对大学在校生放开了户籍限制。而京沪常住人口增长较慢甚至负增长,主要原因还是户籍控制比较严格。

2)人口分布。北京市五环内、上海市外环内均集聚了接近一半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分别高达15774、17056人/平方公里,接近首尔市的1580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明显高于东京都区的14525人/平方公里。这意味着北京市、上海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

人口流向将冰火两重天

3)职住分离。北京市地铁早晚高峰进出站客流量分布数据表明,北京市的就业分布相对集中,而居住分布比较分散,且二者相距较远。一些地区“睡城效应”十分明显,比如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一般来讲,城市级别越高,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吸引人口进入的虹吸效应越大。比如一些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因为聚集了比较好的教育、文化、科技、金融等资源,对人口吸引力都大。

 

这可能会导致人口从低级别城市,不断向更高级别城市涌入。比如农村人口会向乡镇集中,乡镇人口向市县集中,而市县人口向省会城市集中,省会城市人口向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直辖市集中。很多省可能会出现一个省会城市虹吸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的情况。这在陕西、山西、青海等地均表现明显。

对此,中南民族大学教授李彦军认为,未来各地城市选人落户会有差别,比如一线城市会政策趋严,一些二线城市将可以吸引到大量人口,但是更边远的、缺乏发展机会的城市人口可能流失严重,这会影响产业的发展,需要避免空心化问题。

改善北京上海人口调控政策。

北京市人口学学会常务理事尹志刚指出,一些超大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区别其实部分在于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如果三四线城市这些服务搞好了,人口也不一定都要向更大的城市走。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北京上海人口规模或许可控。但是,人口调控的最终目的并非是人口,而是支撑北京、上海发展成为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可借鉴OECD的城市功能区视角,超越行政边界解决存在难题。

同时也要注意,光靠人才政策吸引人才是不够的,还是要更多给居民提供发展的机会。“各地还是要靠自己的产业结构来吸引人才,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让人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收入。”他说。

1)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放弃人口总量调控目标,保持相对开放的人口迁徙政策,吸引区外年轻人口、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口。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所杨传开指出,各地制定政策吸引落户不能够太盲目,要做好预案。“天津出台了落户政策,后来又提出来附加各种限制条件,就是因为前面的政策没有考虑充分,没想到一下子会有这么多人来落户。”他说。

2)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并促进职住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人口增长,推进新增人口向新城集聚,并积极在新城布局相应产业,包括向新城特别是重点新城疏解中心城部分功能及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同时各地吸引人口要考虑产业结构,像家政行业的从业者也是紧缺的。同时,关键是要让人才留下来。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生活条件等其他层面做好保障。”他说。

3)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变当前以中心城为核心的放射型轨道交通体系为环状“井”字形。

在全国经济增速逐步走低的情况下,一个青年人选择去往某地,核心的影响因素是有无发展机会,特别是挣钱的机会。

“北、上、深”都市圈,谁的楼市更有前途?关键因素浮现!

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中国老龄人口以每年接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单纯只是抢夺年轻人入户已经意义不大,人才的争夺可能会转向面向所有年龄段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使城市更加宜商宜业宜居,才是吸引人才前往的根本。

     
北京、上海、深圳,是当今中国公认的三大最有活力的核心城市。学者用“环北京”、“环上海”、“环深圳”来指代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都市圈。

从当前的政策来看,很多城市吸引人才以学历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这无疑是有待商榷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地无限制吸引人口常常会造成房价迅猛上升的后果,抬高商业成本。高房价容易“驱逐”大学生,而要回归到有竞争力的营商成本,未来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房价泡沫。

 

人口集聚短期而言受政策影响,但从长期数据观察,人口走向仍将取决于市场力量。人往高处走,无论是“抢人”还是人口调控,一二线城市以其经济实力作为保障,无疑将吸引更多人口流入。

那么从长远看,三大都市圈的楼市,谁更值得长远看好?

那么,大城市到底如何才能承受人口之重呢?

 

超大城市如何承受人口之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找到答案。

东京都市区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均居全球第一,首尔在人口规模上排第二。从人口密度上看,东京、首尔等都市区远高北京、上海。

 

从人口密度上分析,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密度很高,但外围城区人口密度却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Zillow是美国著名的房地产信息平台,同时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它的数据非常全,也非常权威。在一篇文章里,Zillow对全美范围内各个都会区的房产价值指数进行排名,列出了前 15 个都会区:

北京、上海配套的轨道交通里程和密度等都不及纽约、东京、首尔等城市。在出行方式上,东京最核心的23个特别区近8成人选择地铁出行,但北京六环内仅3成人选择地铁出行。

 

借鉴国际经验,超大城市要承受人口流入之重,或许需要更合理的城市核心区规划和更密集的轨道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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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君

说实话,看了这个榜单,我感到非常意外。15个最有价值的都会区,竟然有10个在加州。其他几个区域,则基本上是旅游圣地。至于纽约、华盛顿等城市,都未能跻身这个榜单。

小伙伴们,你选择工作生活的城市的标准是什么?你生活的城市是那一点吸引了你?你认为你所在的城市还需要在哪一方面加把劲努力?

 

我在看,你呢?

在另外一份“全美20个房租最贵地区”的榜单里,加州也占了10个,其中7个加州的区域进入了前十名。纽约只位居第14名,波士顿位居第16名,华盛顿特区位居第20名。

 

从上述两份榜单看,加州无论房价、房租之贵,还是价值指数之高,都非常突出。而上榜的加州城市,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高科技产业发达,名企总部林立、人口不断流入、气候温暖宜人。

 

相比之下,纽约是全美的金融中心,华盛顿是金融决策中心。这两个城市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上,都是比较突出的。波士顿则是东岸的科技中心,从气候上看,上述三大城市都明显偏冷。

 

从美国城市价值、房价的演变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科技中心最终将打败金融中心;

第二,温暖的气候、宜居的环境更能汇聚人气,提高城市价值;

 

加州是美国面积第三大州,但却是人口、经济总量第一大州。目前人口4000万,占全美人口的12%;GDP在2016年是2.59万亿美元,占美国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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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美国房价最贵、最有价值的区域。

如果参加国家排行,加州经济总量超过法国、印度,可以位居全球第六(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加州可能在几年之后超越英国。

 

加州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两个俄罗斯,或者两个广东省。但你要知道,广东省实际生活的人口大概是加州的3倍。

 

跟加州对标的中国省份,当然是广东。这不仅因为广东是中国实际生活人口最多、汇聚资金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还因为广东的气候跟加州很像,都比较温暖潮湿,有漫长的海岸线。

 

从美国楼市的演变看,得高新技术产业者得天下,而不是得金融者得天下。

 

所以在北上深三大城市群竞争中,高新技术产业可能更具长期价值。金融也非常重要,相比之下只能位居第二。或者说,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且主要为科技创新服务。

 

从目前拥有国际、国内发明专利数量看,深圳和北京是中国的两大创新中心。深圳的国际发明专利远远领先北京,但北京的“独角兽”企业远远领先深圳。

 

在国家“科技十三五”规划里,官方把最高的科技头衔(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给了北京、上海。但事实上,上海在高新技术产业上不如北京和深圳。上海的科技优势主要体现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企,深圳主要体现在民企、民间。而北京则兼具上海、深圳的优势。

 

由于没有能拿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顶级头衔,广东省提出建设“广深科技走廊”,以深圳、广州、东莞为核心建设创新带。**事实上,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这个走廊应该是“广深港科技走廊”,核心城市四大城市。**

 

这四个城市汇聚的顶级高校数量(主要在香港、广州),并不少于京津冀和上海都市圈,再加上深圳的创新优势,东莞的低成本,以及深圳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以及相对优质的空气质量、宜居环境,应该说“香港—深圳—东莞—广州”这个创新带将极具竞争力。

 

当然,这个区域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城市之间合作、竞争的关系比较均衡,彼此之间是“合伙人关系”,而不是“谁环绕谁”的关系,市场机制在这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就是北京、上海在限制人口,控制大学生流入,而广深莞在吸引大学生落户。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看好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广深港科技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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