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精神搭建科学论证的桥梁

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最严重干旱,湖北、江西等地,土地龟裂。洞庭、鄱阳等湖,湖床裸露。究竟谁是“罪魁祸首”?舆论的一个重点指向,则在三峡工程。  聚焦三峡,可以视为对5月18日国务院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种舆论回应。规划明确指出,三峡工程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官方正视三峡工程影响,无疑是为这个此前较为敏感的话题“祛魅”。  当年三峡工程在科学论证与决策上马过程中留存太多未竟之问,这也注定这座大坝要长久经受怀疑的目光。没有人希望历史成为负担,但历史终究留下太多遗憾。对于现实来说,应该懂得放下历史包袱,从中吸取教训,来避免错误重演。舆论重新聚焦三峡工程是好事情。让当年拒签三峡论证书的历史人物再次走出来,让曾经喧嚣一时的三峡工程论战成为重要的历史教科书,让行政权力再次回望当初在重大工程决策中是否足够理性,最终才能有利构建起更为完善科学的重大工程决策机制。  像三峡工程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本身体现一定的国家战略意志,投资规模极大,涉及到的科技情况复杂,施工建设周期漫长,需要从国家层面动员组织社会资源来建设。这类重大工程关系到经济、社会、生态、军事、文化等等命题,具有一定风险性,也只能由政府承担决策责任。比如,三峡工程第一决策主体就是中央政府。铺上政治工程的底色,其实更应该充分体现其科学工程的本质。  要让重大工程实现科学决策,关键要处理好专家论证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很显然,专家论证是决策基础,其结果对于政府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就必须保证论证过程的充分与独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更多在于协调服务。当年三峡工程论证留下不少遗憾,就与权力过多干预有关。尽管论证组专家规模相当庞大,但专家的对象选择与表达空间,始终深受质疑。比如,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就被视为遗憾。对于重大工程的论证来说,要保证独立性与科学性,就必须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才能避免特定利益集团通过培植自己的专家代言人,来左右决策绑架公共利益。  从论证阶段进入决策阶段,这时主角就是政府。民主是维系政府决策正当性的重要手段,离开民主决策,重大工程就容易沦为一些领导的“拍脑袋工程”。那么,到底拿什么来保证政府做到民主决策呢?法律显然是最基本的保障。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都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来约束政府的重大投资计划。比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日本《行政程序法》。相对来说,当前我国相关法律体系并不完善。不论是以前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还是2008年通过的《国务院工作规划》,尽管都有对重大工程的原则性指导,但这种行政规定缺乏法律的严肃性与约束力。其他领域诸如《公路法》、《建筑法》之类的单行规定,更是不成体系。  一方面没有完善的法律,一方面决策过程缺乏监督,让决策者失去约束与压力。在政府决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方面,我们也是遗憾多多。民主决策离不开倾听民意,公众参与公共决策与社会管理的政治诉求,应该得到尊重。然而,现在一些地方却习惯与民意“躲猫猫”。前两年发生的厦门PX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当地政府在环评问题上忽悠民意,最终也激起公众强烈愤怒,甚至到政府门前“散步”。  现在舆论聚焦三峡工程,还因为它仍是未竟的工程。处理气候影响、生态污染、地质灾害等的一系列问题,无疑可以视为“后三峡工程”。黄万里当年甚至称,三峡高坝“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不论如何,历史不能成为现实的负担,现实选择必须对未来负责。对于三峡工程来说,科学论证与政府决策仍然还有很多事要做。接下来,必须让科学的归科学,让民主的归民主。而越过三峡大坝,中国这片土地上还有诸如南水北调更多深受关注与争议的重大工程。这一切,其实都在呼唤,从重大工程的科学论证到民主决策,需要迅速构建起完善的机制。

作者:王方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1 10:09:02 选择字号:小 中

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 1

编者按

文章来源丨公众号:王中银

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 ,时至今日,科技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科学精神也不仅限于科学研究中的求真务实,还体现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科学求索、对于民生问题的关切关注。

世界各国发电量1896-2016变化,5分钟后开始高能

从推动重大工程科学决策民主化,到借助科技的力量减少天灾人祸对民众的伤害,再到助推畸形发展的奥数等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报》始终以科学的眼光看社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有效且充满温度的建言,并记录下科学家们在社会热点问题中求真、求实的身影。

我的中国心 长河孤旅——黄万里

■本报记者 王方

《记忆60年》第一集 三门峡

时隔30余年,《中国科学报》前副总编辑黄安文还记得1986年4月~8月期间,这份以科学报道为使命的报纸上,为其刊发的三峡工程系列报道撰写的编者按。

黄万里是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大公子。黄万里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一个获得工学博士学位中国人。三门峡水利工程时被划为右派,此后黄万里多次反对三峡工程。黄万里父亲黄炎培一生的转折点是在延安窑洞和毛主席畅谈:如何跳出兴亡历史周期率!窑洞对让黄炎培名垂青史并成为中国共产党诤友,时至今日,执政党都认可当年的善意诤言、有力促进了中国党内民主化进程,相当于古代言官,黄炎培的鞭策和警示对新中国执政做出了无可磨灭贡献。三门峡工程是苏联援助157项中的一项,黄万里当年的反对尽管听起来书生意气,黄河独特的水文结构和事后三门峡遇到的挫折,让黄万里在今日中国舆论场获得独特待遇并有神话趋势。

集思广益、从谏如流,8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三峡工程科学决策民主化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正如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接受本报采访时所说:主动、积极带了个好头。

决策需要黄万里这样的“蓝军”,反对者在民主决策中有无法替代作用,反对意见可让论证更科学、实施过程更完善。黄万里当年对三门峡的意见根本不是反对,是建设性意见。黄河虽是中华民族母亲河,但给两岸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理黄河第一期重点工程,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援建,代表世界最先进技术。清华大学水力学教授黄万里和电力部温善章提出降低水位、加大泄水排沙意见,认为没必要迁那么多人,减少移民,提出把三门峡建成低坝,把蓄水拦沙变成排洪排沙。黄万里提出要在底部留孔排沙,并提出修水库不是洪水搬家、灾难转移,当时黄万里的意见处于绝对少数、没被采纳。当时对黄河泥沙规律仍在探索中,三门峡水利枢纽1960年9月蓄水使用一年就淤泥16亿吨,中央马上整改,此后十来年,三门峡两次改建,基本上解决了泥沙淤积问题。1969年开始,中央指示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搬迁到三门峡办学长达9年,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为三门峡成功改建做了巨大贡献。

一场预先的讨论从生态开始

三门峡工程是中国大坝建设的摇篮和黄埔军校。黄河毕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沙河流,建设成功,极大促进了中国水利水电发展进程。三峡工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工程项目,并是世界规模最大水电站。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谋划三峡工程。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多次向社会邀请提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反对意见,尽可能吸取其合理内核,多次论证,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批准审议。任何意见都是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出发,这些意见对增加论证深度、改进和完善都起到十分积极作用。1992年,全国人大代表关于长江三峡工程建设投票,有664名代表弃权、171票反对,中央决策层有巨大分歧,长江三峡建设仍艰难启动。黄万里的意见是:三峡工程能否建成?会不会淤积重庆港、断绝上游黄金水道?投资巨大,国家财力能否承担?历史证明,三峡工程经济社会效益明显,黄万里当年的担忧都没有发生被有效规避。其实黄万里在这里又一次发挥了其父亲黄炎培的作用,在体制内担当一个温和反对派、这个不太刺耳反对声音,恰恰是中央需要的,是成功的必要保证,甚至黄万里故意唱双簧,他的意见让决策更科学、实施过程更完善。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作出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进行重新论证的决定。

黄万里从来没反对过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且其对三峡工程弊端的担忧也都是错误的。黄万里毕竟是老一辈科技精英,知识老旧,对新技术发展未有效估计,他当年肯定预测不到高铁、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同时黄万里并没有实地去三峡工程工地现场勘察过,工程方面几乎没反对三峡的,一些生态方面的反对意见,中国决策层会稍微考虑。黄万里教授对长江泥沙和生态治理数据不准。三峡工程首先是防洪,每2.5度电提价1分钱作为三峡建设基金,三峡工程建设好后,官方承诺电价8分钱一度,相当于现在3毛和事实基本符合。黄万里不是论证组专家,他的意见相当于群众声音,官方也高度重视。潘家铮院士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一些反对意见让三峡的论证更科学,施工更完善!三峡工程目前在中国是政治问题,国内外抹黑声音不断,舆论上质疑三峡的炒作频繁,但三峡工程迄今没出任何大问题,围绕三峡的争议不会消失,三峡仅仅是替罪羊,为伟大中国快速发展背锅,越委屈其价值越大。黄万里效仿其父亲为三峡工程做出独特贡献,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

这份通知要求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包括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深入研究论证,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重新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峡工程的前身是葛洲坝工程,这是三峡工程的试验和技术储备。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灾害,平均10年一次,湖南、湖北两个省都一片汪洋。1931年洪水,淹没耕地5000万亩、死亡15万人、武汉被淹3个月。1935年洪水,又淹死14万人。新中国成立后马上治理黄河、淮河和长江,治国就是治水,善治国者必先治水!水患关乎王朝兴衰更替,长江水患目前得知都是厄尔尼诺,1998年长江洪水中国29个省遭洪涝灾害,损失2000个亿,相当于三峡工程的投资,只要三峡工程拦截洪峰避免一次98洪水,就值了。气候是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冥冥之中左右着帝国兴衰。中国原始社会领袖都在治水过程中名垂青史,如大禹、商汤、李冰治水被民众崇拜;古代鸿沟、邗沟、芍陂、都江堰、郑国渠、漳河渠等水利工程完成后,都国富民强。太平盛世不重视水利,几百年后就注定王朝衰败。东方社会、亚细亚小农如同马铃薯,只有在治理江河的过程中,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动员和号召人民,国家成型、风调雨顺国家就长治久安。在中国如果治理不好黄河、淮河和长江就会导致王朝更迭!

《通知》下发两个月前,4月26日本报头版头条便刊发了第一篇三峡工程讨论文章。

黄万里毕竟是工科博士,看问题不可能政治站位太高。长江平均十年就出现一次彻底摧毁江汉、洞庭湖平原1500万人口、2500亩良田特大洪水,一旦遭灾不救,就会发生社会动荡威胁执政安全。从团中央制作的视频《震撼视频!世界各国发电量变化(1896-2016)_》,可看八十年代中国太需要大力发展电力工业了,这是一个国家工业化重要指标,没有电其他工业就无法发展,美国、巴西当年水电装机都比中国大。1918年孙中山先生提出开发三峡宏伟设想,1953年毛泽东视察长江、1955年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落实三峡工程研究和规划。三峡工程2000万装机容量可彻底解决长江中下游1亿亩高产水稻和棉花耕地不被洪水淹没,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某些和苏联解体风格相似领导都反对三峡。三峡工程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问题,中央成立100多个专业、约13000多人专门研究三峡,葛洲坝工程局为三峡工程建设做好了施工技术和人才储备。为建设三峡,把中国几千年历史、水文和地震、考古资料都梳理一遍!万里长江、万亿立方水、天天滚滚流动、,流的都是煤和油,无穷财富大海丢。江水滔滔滚滚流,世世代代祸下游。反华舆论想方设法不想让中国建三峡工程,中国决策层下定决心达成共识: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迟建不如早建好。湖南和湖北1亿人民支持马上上马三峡工程。建设三峡工程,解决长江水患威胁,综合治理长江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代战略部署,八十年代中期被人有意贻误,1986年403位专家签字,支持三峡工程马上上马。

随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侯学煜在本报发表题为《三峡工程要考虑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文章。

到正面宣传三峡工程的时候了,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相中和苏联解体高度相仿领导人主政,中国知识界、政界暗流涌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人都反对三峡工程。今日三峡已成为中国央企翘楚、财政母鸡,每年可产生约1000亿财政收入,成为国家形象的象征。三峡库区成为中国清洁能源基地,降低燃煤污染和温室效应,成为中国电力工业现代化的明珠,到目前为止发电量2.5亿度,节约煤炭8亿吨,每年给中国创造1万亿GDP,铁的事实证明,三峡工程的战略部署和决策是英明正确的。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奋。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3亿多中国人民要齐心合力、砥砺奋斗,共圆中国梦!这是对三峡工程最客观评价!

他明确提出:三峡水坝是一个改变长江水状况的伟大工程,必然会引起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反应。因此,为了合理利用四化的资金以及考虑子孙后代的祸福,我们必须保持科学态度,决不可再说什么没有影响影响不大等类结论了,也决不可重复过去那样先行动、后结论的经验教训了。

当年启动的三峡工程论证分14个专家组进行,其中一个就是生态和环境。侯学煜是该组顾问,但1988年他最终没有在自己参加编写的分报告上签字。

多方响应 只为科学发声

接下来,从不同视角科学讨论三峡工程的文章陆续刊登于本报。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潘家铮曾说,参与三峡工程论证的400多位专家都是国内甚或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他们只尊重事实和真理,不受人左右。

这样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尊重事实和真理,同样属于在本报发声的专家学者。在黄安文看来,本报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为三峡工程提出科学意见和建议,争论定性在学术和业务的范畴。

侯学煜说过:一个人可以说错话,但不可以说假话。我说的是真心话。有看法就要讲,要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侯学煜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这样理解科学不怕争议,甚至不怕走过弯路,但不能知错就错,也不能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所裹挟,以至于损害了民族、公共利益。

他当年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可以预料的。他是一个正直、正义的人,违心地说话他是不愿意的。几十年过去了,他坚持科学的精神还应继续。蒋高明说。

带了好头 尚未结束

其间,除了为科学家开放专业探讨的通道,本报也组织记者采访,以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讨论得到公开、科学的解答。第一位采访对象正是潘家铮。

1986年8月2日本报又刊登了一篇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孙鸿烈的答记者问《科技界应充分开展学术争鸣》。

孙鸿烈认为本报开展三峡工程讨论很有必要。通过讨论,可以吸引科技人员关注国家重大建设问题,促进科技界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讨论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会引起经济建设部门的重视,更好地依靠科技界。

作为三峡工程讨论的结束,这篇报道的作者黄安文写道:三峡工程讨论后,本报还将继续开展有关的学术讨论。孙鸿烈评价带了个好头。

其实,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并未结束。

如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此,科学网推出《三峡工程利弊之争》新闻专题,《中国科学报》刊发《八院士解读三峡那些事儿》。

必须保持科学态度是以侯学煜为代表的科学家始终如一的担当,也是中国科学报社的担当。秉承着科学立场,积极开展学术讨论,对于三峡工程的关注诚然带了个好头,而且尚未结束。

不是工程的工程

当下,另一场关于工程的讨论引发极大关注,即天河工程。这源起于2018年11月22日,科学网微信公众号首发《气象学家实名批天河工程不顾质疑仓促上马》一文。

时间追溯至更早一些。11月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目前已正式启动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工程研制。中国科学报社值班副总编辑在看到这条消息时,以其科学的立场、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当天晚上,他带领编辑部以自身的科学判断为天河工程做了预设在科学上不太可能实现。两小时内,记者甘晓就接到了任务:为一个科学问题反复求证。

不打无准备之仗。甘晓首先查阅了关于天河工程的相关材料和公开报道,随后约访第一位专家、第二位专家就希望把问题弄明白、做扎实。甘晓说。

半个月的时间,找了7位专家,其中有3位院士。一位资深院士虽然不具名,但十分关心这一话题,几次三番地打电话给甘晓,希望通过《中国科学报》媒体平台推动对天河工程可行性的讨论。

科学家对《中国科学报》给予了信任和厚望。甘晓感受到。

另一个让她特别受鼓舞的细节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答应接受采访时,发送的短信中有一句我们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作为科学家,要为国家全局负责,是他所要表达的。

科学决策要回归科学本身。一个科学理论提出来最终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是科学发展的过程。一旦科学理论要从科学到工程实践,就必须谨慎对待。吴国雄说,就像33年前三峡工程科学论证那样。

专家点评

重大工程论证的赛先生与德先生

■包存宽

科学研究应是无禁区的,但科研无禁区并不意味着缺乏充分、科学论证就匆忙上马,重大工程的决策更由不得拍脑袋,需要充分论证和慎重考虑。

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一直推崇的赛先生德先生,正是重大工程论证与决策的坚实基础。

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论证要顺应规律,既有自然规律,也有社会发展规律。无论是哪个规律,重大工程涉及的都不仅仅是单一学科或专业,所以需要综合论证。科学研究无疑是充分论证的基础和前提。而综合论证中还包括利益、成本、风险、代价的权衡。正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重大工程决策中,也不能一言堂。民主决策既包括政府和民众有效沟通层面,也包括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层面。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民主化过程,其中涉及到分析协商模型。没有科学且专业分析的民主,其实是盲目的民主。反过来,仅有分析而无协商,也难以达成共识,不利于工程实现。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CopyRight © 2015-2020 澳门新葡亰6609平台游戏 All Rights Reserved.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