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11或二次探底

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央行自去年以来已经连续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后的大型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达20%的历史高位。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加息手段会否继续启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对以数量型为主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不能用得太多,未来货币政策应该转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手段。  《中国经营报》:政府将今年CPI目标控制在4%左右,3月CPI为4.9%,对于今年通胀的形势你怎么看?  贺铿:CPI应该有一个控制的范围,如控制在3%~5%之间。经济增长在9%左右,CPI应该在3%~5%比较好;低于3%,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不容易让经济有活力;高于5%,会影响较多人的生活,也不好。  今年的重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追求GDP增速,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比去年大,但是超过5%的可能性不大。  而今年通胀压力为什么比去年要大?第一表现为成本推动,由于前些年中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有些过度,一些上游的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下游产品当然成本就增加了。  第二是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导致居民工资增加。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问题,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水平在提高,产品的劳动成本当然也就提高了。  第三是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要保证农民的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必须使农副产品的价格维持一定的涨价因素。  第四是中东等国际局势不稳定,国际上的一些炒家把大宗商品的价格炒得比较高,比如油价、铁矿石等等,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了。  但是,我想强调,今年的通胀还是成本推动型的结构性通胀,不是需求拉动的通胀,所以只要政策得力,通胀控制在5%以内没有问题。政府现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是狠抓农业生产、粮食生产,这是稳定CPI最主要的根基。只要气候不出现大的异常,粮食生产不会存在问题。同时,政府对流通领域中的投机行为采取有力打击。综合看来,我认为今年通胀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通胀的问题不大,你最担忧中国经济的风险来自哪里?  贺铿:我比较担忧中国面临的滞胀风险。所谓滞胀就是说物价水平比较高,失业率也比较高,而经济又增长得不快。滞胀的现象曾出现在美国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由于美国过分的实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造成的。1939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罗斯福新政就主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实行扩张财政、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政策就造成了六七十年代的长期滞胀。  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现象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悖论,凯恩斯主义说高失业和高通胀不可能同时存在,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它同时存在了,这就是滞胀现象。  中国滞胀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是存在的。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从去年以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而且这种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的形式,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恰恰就是滞胀的一个特点。  第二点是从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就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更强,扩张财政正是“凯恩斯主义”的主导政策。实行了这么长时间的扩张财政,就有可能出现滞胀现象。  这种扩张的财政政策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水泥、钢铁等行业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经济结构。中国从1998年以来,修了许多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支线机场,这些在将来也许会产生效益,但是经济是有规律的,过分超前地投入建设这些领域,就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可能长时间内出现滞胀现象。  《中国经营报》:如何应对滞胀风险呢?  贺铿: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共同的看法就是要加强供给管理,过去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管理为主,我们现在应该过渡到以供给管理为主,才能够防止滞胀。在这个问题上,实行结构性减税,加强劳动就业培训,尽可能支持、容纳比较多的就业人员行业的发展,减少失业,使人们的收入增加;在税率方面,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让资金和人员合理地流动,使经济能够逐渐地得到比较均衡的发展,这才有可能缓解滞胀风险。  《中国经营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搭配?  贺铿:我主张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要逐步从紧,今年赤字还可以小一点。在货币政策上,汇率要基本稳定,利率也要逐渐的市场化,同时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调控不能频繁应用。  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应该运用利率这些市场因素较多的调控手段,而不要过多的强调控制总量,也就是说,在强调商业银行要保证资金的安全性下,银行有钱就应该贷,经济需要钱就应该贷。  而利率是货币政策当中起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可以起一些作用,但最终还是要转向利率手段,才能真正管住通胀预期。  中国的货币很多,资金很多,有七八十万亿元的存款,还有很多国外的资金,同时外汇储备量也很大。因此央行提出,钱总得要有一个池子存放。我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池子就是储蓄,让老百姓感觉到钱可以比较安心的放在那个大池子里头。  老百姓的钱放在这个池子里头有很多好处,一是银行有资金放贷,贷给那些需要钱的企业和地区去发展经济;第二是这些资金不至于在外面去炒作资产价格,这是存在风险的。所以应通过利率市场化,提高资金价格,保证储户的基本利益,让钱储存在那个大池子里面。  我一直不主张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如果仅仅是对美国有好处,对中国没有好处,那就不能这样做。如果说出口多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偏低,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办法,比如说调整减少出口退税,还有提高出口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必要一定让人民币升值。

摘要:
11月居民消费价格(CPI)突破5%恶性通胀警戒线已为中国经济敲响警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
12日预期,明年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经济滞涨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2011年,中国或将面临二次探底。他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滞涨
期,具体表现为经济中国经济2011或二次探底11月居民消费价格(CPI)突破5%恶性通胀警戒线已为中国经济敲响警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12日预期,明年中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经济滞涨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2011年,中国或将面临二次探底。他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滞涨期,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受影响难以提高,物价水平高,失业率高。 贺铿12日在2010年恩比特经济论坛上表示,区别于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经济低水平,高通胀、高失业率的「滞涨」定义,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保持在10%以上增长,假如明年GDP目标定在8%,CPI放宽为4%的数值都兑现,对中国而言,就是滞涨。官指财政扩张留隐患 贺铿分析指出,中国长期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2009年实施的财政政策导致政府赤字10,500亿,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也使新增贷款规模达9.6万亿,这种凯恩斯式的财政投入和扩张显然不可持续,一旦回复正常,问题就会出现。 「滞涨将让中国经济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压通胀,就容易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而如果刺激经济,又容易导致通胀加剧。」贺铿说。 治理经济滞涨的根本办法,贺铿认为是加强供给管理,具体包括,一是加大对能够容纳更多就业的新兴产业扶持力度。二是加强技术培训,三是深化财政税收工资制度的改革,优化组合生产要素,利用工资制度、税收、财政制度的改革,把资金、人才引导到需要发展的地区和行业。治本需加强供给管理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指出,对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最怕的是「滞涨」而不是单纯的通胀。应对通货膨胀,尤其是要预防「滞涨」的发生,有必要采取两项政策。首先,要从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利率政策的调整以及信贷规模的调控,都属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都是重要的,但局限性很大,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更加适宜中国现阶段的国情。货币财策切忌急转弯 厉以宁认为,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分阶段推进,避免急转弯。「松紧搭配」可能更加有效,在货币政策抽紧的同时,财政政策不妨送一些;在财政政策抽紧的同时,货币政策不妨松一些。即使是货币或财政政策本身,也可以实行「松紧搭配」,而对于实施货币或财政「双紧」的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

“通胀难控应加强对灰色金融的监管”  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陈伟,周潇枭  在5月份宏观数据出炉一天后,央行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这再次引起热议。  有人认同央行做法,认为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现状下,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工具相比利率而言,是一种更温和的手段,不至于让经济急刹车。通过提准,来减少银行可贷资本,能更直接有效地控制住通胀。但还是有不少人更偏爱利率这一价格工具,认为对抗通胀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利率的提升。就以上分歧,《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而他认为,无论是提升准备金率还是利率,都难以抑制通胀,当前最紧要的是监管行走在灰色领域的“热钱”。  《中国经营报》:本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很多人认为央行应该加息,而不是反复利用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工具,他们认为价格工具才能更有效地控制住通货膨胀,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孙立坚:从最新的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整体经济增速放缓。虽然本月CPI指数仍旧维持高位,但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在渐渐发挥作用,由于政策的滞后性,估计通胀在6月达到顶峰后,CPI指数应该会回落。  目前在通胀压力减缓,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很多人都预料央行可能适当地加息。但我对于加息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些货币政策,都持保守态度。  中国目前资金泛滥,但大多都囤积在国家监管不到的灰色金融体系中,如私募基金、典当行,或者处在银行体系的理财产品中。提高准备金率,并不能控制这部分资金。  由于此前央行连续的提高准备金率,导致银行资金吃紧,因此现在正积极推销理财产品,不断提高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来与灰色金融体系抢资金。因为银行理财产品不属于存款范畴,也不受准备金率提升的影响。  同时,私募基金也不受银监会监管。现在很多私募基金只需要投入500万元,就能给投资者20%的回报率,远高于同期3%~4%的银行利率,可以推测出他们是在进行高风险的投机行为。  而由于目前企业生存环境艰难,企业利润空间被极大挤压,很多企业积累的资金也投入私募,或者进行高利率的民间借贷。现在民间高利贷的手段非常多,政策也不能进行有效调控。  还有,部分拍卖行存在操作不规范的现象。通过找“托”将物品拍卖至高价,但又能逃避税款,从中获取的高额价差就被拍卖行赚取。这种“以钱养钱”的方式很多,进一步助推了资产泡沫的膨胀。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加强对灰色金融体系的监管。单纯收紧银根,压缩银行可贷资本,只会提高资金成本,可能引发更多企业逃离实业,增加投机行为。  《中国经营报》: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是否能有效地控制住通货膨胀?  孙立坚:这次的通货膨胀原因很复杂,所以这也决定了,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遏制住这轮通胀。  第一,这是一轮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由于我国是投资主导的经济,需要进口大量原材料,从而将国际上膨胀的物价水平引入国内。  第二,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为市场投入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本应该注入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这些工程投资效益低、周期长,许多企业打擦边球,拿钱去买地炒房,囤积商品。近期由于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囤积商品成为赚钱最快的方式。企业对财政资金的滥用,进一步推高了物价。  第三,由于利差的存在,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这些资金也跟着去炒书画、稀土、农产品等,对物价的高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产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无心商品生产,进一步造成产品供不应求的现状,造成物价上涨。  第五,老百姓的钱也不安分,也跟着在哄抬物价。种种因素导致难以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控制通胀。  《中国经营报》:如何令企业重新回归实业?  孙立坚:如今金融体系的泡沫在不断发酵升级。这些汹涌的资金,并没有流入股市,而是不断炒作商品,将普通商品变为金融产品。正是由于这些价格不断被抬高的商品,导致CPI的高涨。  现在不少企业购入原材料,不再是为了生产,而是将价格抬高,再转手卖给其他能接盘的企业,靠价差来赚钱。  也就是说,现在高企的CPI,本质上是因为产业资本和热钱,通过“资本养资本”“钱养钱”的方式在不断抬高商品价格。  所以,除了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还要思考为何企业要逃离实业。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发现钱不好赚了:人民币在不断升值,工人的工资、电价、煤价都在涨,利润受到极大挤压。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帮企业减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工业原材料价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太多企业在各个环节囤积商品,不断炒作价格,其中也包括国企和央企。所以,现在要把物流渠道疏通,削除掉层层加价的环节,令生产过程简单化,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可得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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