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W中经智库经济学家把脉中国经济

3月3日,《中国经营报》针对BMW中经智库经济学家进行问卷调查,就上述大家关注的问题发表他们的观点。  统计显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正常的占主流意见,只有17%的访问对象认为我国经济不确定。没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偏冷。  关于通胀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58%的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在未来6各月内得到有效控制。  对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效果“不确定”,只有9%的人认为房价还会继续快速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58%的受访者表示增幅在9%~10%。此外,有37%的受访者认为2011年央行可能会加息两次。  “关键要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成员
蔡昉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今年民生是两会一个主要的议题,今年也是“十二五”的开山之年,你认为今年在政策制定上将会有哪些转变?  蔡昉:中国正在从以发展GDP为主向更加关注平衡发展的方式转变。关注民生,这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激励促使环境在改善。“十二五”是一个关键时期,是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是遏制收入差距增大和改善两极分化的时期。  收入分配改革不仅取决于决心,还决定于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改革将涉及劳动力市场管理办法的更新、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加强工会的作用,这些都将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我们叫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经营报》:今年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也随之上涨,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的?  蔡昉: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还没有体现,这将出现一个真空时期。劳动力供给在“十二五”时期将成为问题,16岁的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64岁的人按照退休规定已经可以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十二五”期间,适合劳动年龄人口的转型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两相迭加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将变成负增长,这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一般的行业,还是仅是农民工、或者农业的雇工工资都是涨得很快的,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同样趋势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工资上涨是结构性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应该是一个趋势。  《中国经营报》: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社会将进入到未富先老的时期,政府和社会是否能够有有效的办法应对这一阶段?  蔡昉: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富裕国家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中国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我们经济发展很快,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47.7%,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赶超,2000年的时候65岁以上老人比重是6.8%,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我们显著赶超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没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是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现状,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因为某一项政策造成的,所以调控政策解决不了。10年后,20年后,如果我们的参照对象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高收入水平国家,我们并不是很老,相对还年轻一些,因此,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  专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成员
张晓山  本报记者 李银莲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农民工群体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近两亿规模的群体在“十二五”期间将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答:“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继续深入工业化发展,从工业化中期向全面实现工业化的转型升级时期,大量的农民工正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其本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技能水平在这一时期将获得预见性的提升。这同时将对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提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民工群体及其家人如何真正地融入城市,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这个诉求融合于整个社会由目前的动态变化逐步迈向比较成熟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中。  《中国经营报》:“农村土地流转”一直被视作农业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对此问题如何突破?  答:今年最新统计的农民工数量将近两亿。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目前中国有很多农民将不再把土地收益作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不再把土地收益当做保障来源,这间接使得留在土地上进行经营生产的农民有了利用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实现效率经营的基础。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这个背景下成为保障农民获得土地利益的一种方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向上,我个人认为,通过大公司、大企业以大片租赁、开发等形式不应是一个主要提倡的方向,尽管目前并没有法律禁止这种做法。

编者按/
“十二五”时期或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时期,也是人口结构可能发生一个根本性逆转的时期,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将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可能出现的危险。出路在哪里?

摘要: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会昨在京举行 有专家在会上强调——
聚焦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于昨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届年会题为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中国人口“未富先老”
将成十二五最重要挑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会昨在京举行
有专家在会上强调—— 聚焦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于昨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届年会题为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在昨日的论坛中,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重要议题。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昨日的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老龄化比例高
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提及人口老龄化,我们过去更多的作为一般现象来看待,其实,其背后有更多的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蔡昉在昨日的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
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他说,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也就是说,是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口转变阶段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非某一项政策造成,所以调控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们的参照对象为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他们比我们并不老,甚至还相对年轻,最关键的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窗口。”
蔡昉说,“先老意味着要素发生变化,劳动力贵了而资本相对便宜了,也意味着我们丧失原来劳动密集比较优势;而未富则是说,我们不会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面临着尴尬境地,这时比较优势不显著,我们需要进行选择。”
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分析物价上涨应考虑四因素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昨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对于物价上涨,应从市场结构、国际传播、成本推动及类金融化等四方面因素考虑。
李扬认为,其一是市场结构问题,一般是从宏观角度去分析,但反过来也要找找宏观经济现象基础,比如,这一年来的市场参与度如何?交易合约怎么设计的?程序怎么样?对价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外,就是从国际传播的因素来考虑。此前被强烈关注的石油涨价问题,实际上包含炒作因素。
最后是成本推动因素以及类金融化问题,比如,金融资本炒作,对物价产生的影响。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在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货币确实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他认为流动性过剩有两方面,一方面是2009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贷款、M2增长过快,在情况变化后,一些过度发放的流动性需要回收,此外,是近两年有些外资包括热钱的流入,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外汇储备的增加,这也意味着国内流动性的增长,因此,要适当对冲掉这些新增的流动性。
李稻葵:房产限购应淡化户籍色彩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昨日表示,国内可能需要新形式的改革。对于改革在当前情势下遇到的瓶颈,李稻葵表示理解,他说,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部分基层。需要通过基层感受来设计新机制改革。
改革应从基层做起
李稻葵表示,改革很大程度上应从基层做起,学术界应从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并通过一系列安排过渡到合适的制度。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则表示,“十二五”动力源于改革。他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改革。
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
李稻葵表示,房地产限购应该从局部的资本管制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一个十分重要的隐患却是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北京市的房产限购政策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户籍放在核心位置,而北京市的户籍存在灰色市场和灰色价格是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事实。”
李稻葵表示,如此搞限购,就是把从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倒买倒卖户籍的人手里,这样投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建议将限购作为过渡手段来坚持,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因此具体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淡化户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实际标准,时间也不一定要很长,两年应该够了。”
龙永图:应给予内外需求同等待遇
“我的观点是不要把出口问题中的减少出口问题当成调结构、转方式的主要目的,没这个必要。”龙永图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道。
龙永图表示,现在一谈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家就觉得像是拿自己开刀,减少投资,减少出口,增加内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想刻意减少出口,这已经形成一种国际潮流了。不要形势好的时候骂出口;形势坏的时候,或者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又向出口来要效益、要增长。市场丢了再要拿回来是很困难的。”
“以后能不能把‘三驾马车’搞成两驾,一个投资、一个需求。”龙永图认为,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深入和关税减少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应当将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分开,并给予两种需求同等的国民待遇。
在他看来,出口多了,也就意味着我们海外投资增加了,“给予内需和出口机遇同等的国民待遇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方式,搞清这个观点对于改善中国的整体出口环境将有很大帮助。”
此外,龙还认为,在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前,中国的内需是一个幻想,还是得靠国际市场。
刘伟:面临通胀和滞胀双重压力
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发言时表示,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完善宏观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货膨胀压力大
刘伟表示,从2003至2008年,此次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已面临一些挑战,宏观经济的失衡不是表现为过冷而是过热,投资和消费方向不同,“投资领域过热,而针对消费,当时提出的是产能过剩”。
刘伟说,2008年下半年来,进入反危机时代,扩张的政策力度非常强,财政政策也更为积极。目前的宏观调控已处第五阶段,回到了2003年至
2007年的情况,“不敢紧缩,不敢扩张,原因不像2003年至2007年,是不同领域结构性的方向差距,这次面临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滞胀的威胁和经济衰退威胁,有相当大通货膨胀压力。而这种两难选择是总量失衡问题,这也是‘十二五’宏观政策的特殊性所在。”
他说,比如,此次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货币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大,而供给不足,也就是流动性不足,这一问题需要政策解决,要求采取有利的办法放松银根。尽管,中国也采取了放松银根等方法,但与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因为中国货币市场失衡总方向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货币供给大于需求。
扩大内需很重要
刘伟表示,现在强调宏观政策的需求效应,扩大内需很重要,在中国要关注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
他表示,在度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十二五”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宏观政策调整,除了强调短期总量均衡外,要关注供给方面的调整,强调效益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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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BMW中经智库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向本报阐释了人口结构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未富先老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关心你提出的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人口结构变化让很多经济学家担忧,那么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蔡昉:中国现在处在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描述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用的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个左右,以后这个指标持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降到2.1,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经多年在1.5以下。

澳门葡亰娱乐场手机版,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变成合适的劳动力,提供了大规模劳动供给,同时储蓄率比较高,给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批劳动人口已经逐渐变成高龄劳动力,未来会接着变成老年人口,由于他们的生育率低,后继无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也会加剧,这就是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这种人口趋势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有哪些同步的效应?

蔡昉:为了反映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人口抚养比。15
岁以下是依赖性人口,还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两类加起来可以变成分子,而分母则是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样计算的话,人口抚养比越低,劳动力供给越充足。今后5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2015年以后就不在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用这个指标来定义人口红利,意味着我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机会窗口在逐渐关闭。

我们和发达的、同等发展水平、以及比我们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相比,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是未富先老。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比例大大超过国际水平,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比较老的人口结构,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消失。

《中国经营报》: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是这一趋势的显现?

蔡昉:农民工进城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中国的农民都走出农村也不够城市使用的,因此从2015年以后,全国适合劳动的人口就是负增长。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年年喊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

任何东西稀缺了价格就要上涨,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就一定上涨。2003年以后,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每年是10.2%。而种植粮食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更快,说明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是说农业中没有了大量富裕劳动力,当然还是有,但是跟原来比已经大大减少,也证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确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昉: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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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蔡昉: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有一次我在讲解人口问题的误区时,谈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经济学家太实用主义,全世界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对中国来说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幸福地”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产业结构调整将点燃新的希望

《中国经营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失去了人口优势,应该怎样做出抉择?

蔡昉:在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产业经济学提到的概念即所谓的雁阵模型,也就是说以前日本也生产服装,是世界低端制造业国家。上世纪60
年代迎来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也消失了。于是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将主要产业转型到重化工业,又转到电子产品,之后转移到高端制造业、IT业,把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了亚洲四小龙。随后亚洲四小龙同样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转移的梯度,这叫做雁阵模型。

中国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不同阶段,沿海地区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不足的阶段。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化完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因此,过去在国家之间存在的雁阵模型可以改成中国版本,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不同地区。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能否像日本一样做出比较正确的产业结构升级抉择?

蔡昉: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有很多含义,现在说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有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有些产业必然要向中西部转移,因为中西部还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此外,还要挖掘服务业的价值。我们并不想发展印度,孟加拉等国的所谓服务业,比如随时给你引路,擦鞋等等,这些服务也提供不了多少附加价值,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生产型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分化出对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制造中心分化为运筹中心,营销网络服务业的比重在扩大。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比重真正扩大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趋势本身已经孕育在我们制造业升级当中了。

观点

●中国经济的确特殊性太多了。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人家让我回答:你说现成的理论更重要还是生活更重要?我一定会选择后者。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我们看待制度变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国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进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并不是立刻推翻一项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旧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实践中增加,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并最终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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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要吸取历史教训,应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较优势。此外,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值得警惕。

●大幅度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之外,通过职工教育水平的改善,仍然存在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而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阶段。

——蔡昉

记者手记

“现实者”蔡昉

与其他的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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