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6609平台游戏英特尔与富士康: 差距咋就这么大?

“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看来,这群在个性、行为、思想、文化程度上都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群体,却在当下面临“不愿再成为农民但一时又难以成为市民”的尴尬。如何让其适应并加以平衡已经是社会急需思索的问题。  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  《中国经营报》: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李培林:1980年以后出生的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大军的主力,并走上社会和历史的舞台,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仍将是支撑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中快速形成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诸多方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换句通俗话说,今日拖着拉杆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当年扛着蛇皮袋进城的老一代农民工,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愿再成为农民但同时又难以成为市民,这是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然而,他们是用脊梁扛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人。  《中国经营报》:今年的富士康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广泛讨论,这一流动劳动力蓄水池显然越来越不稳定,你如何看待相关的讨论?  李培林: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评价也提高了,有更强的维权意识,对未来也有了更高的预期。  但在现实当中,他们面对各种融入城市生活中的障碍非常悲观,更难以忍受一些企业缺乏人文关怀的恶劣劳动关系。  一方面,社会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另一方面社会却没能给他们应有的认同和福利,这无疑会形成矛盾。我认为应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社会,这是避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关键。  中国的发展到了为农民工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时候了,政府应当使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帮助和引导企业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从源头上遏制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发生劳资冲突,实现政府、企业、农民工共赢的局面。  政府要监督企业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具体要求,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样才有利于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形成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的倒逼机制。要建立多方参与的对话沟通机制,避免新生代农民工积压不满情绪。  从一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更主动地运用集体停工、反抗、找媒体帮助等多种方法来进行抗议。富士康事件和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后,广东省已经在研究制定让停工合法化的程序和规则,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中国经营报》:前段时间社会上热议收入分配问题,而农民工是目前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你认为农民工收入应该如何平衡?  李培林:根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收入不公平”的比例超过50%,他们认为,这种不公平不仅表现在收入上,还表现在“工作与就业机会”和“城乡居民之间享有的权利”上。新生代城市工人对收入差距不公平的感知最为强烈,他们当中有78%的人认为收入差距很不公平或者不大公平。总体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对社会不公平的感知是最弱的,这大概与他们原来艰苦的农耕劳作经历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有关。  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说到底还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人力资本和工资谈判机制决定的。在我看来,要改善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不能仅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应当在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方面进行更有效的投入,要特别注重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  提高技能不是都去操作电脑,拧螺丝钉也是技能。为什么德国生产的吃饭刀叉全世界有名?这就是技能,小产品也有大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技能,其技术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潜力。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素质,这也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  未来20年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推动我们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存在的同时,城市又出现比较严重的招工难现象,这种现象从2004年出现,今后将会成为常规性现象。在劳动市场上中国未来会遇到一个情况,即在维持较高失业率的同时会出现这种结构性劳动力短缺,而这种短缺会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谈判地位,以及他们对自己权力维权的渴望,劳动者关系的冲突可能会有所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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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本地国企、私企、外资及港澳台在大陆的工厂中,不乏能够保持盈利和良好社会形象的企业,但也有大批一直存在着劳动关系、环保、健康安全和社会责任等问题的企业。上面两类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英特尔和富士康。

清华课题组  

30年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厂。但很多企业工人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没有分享到他们本该得到的社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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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员工的经济和安全等各种基本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事件,并由此导致了各种尖锐冲突。这说明很多企业在劳动关系等问题的处理上还很不成熟。

  

在众多本地国企、私企、外资及港澳台在大陆的工厂中,不乏能够保持盈利和良好社会形象的企业,但也有大批一直存在着劳动关系、环保、健康安全和社会责任等问题的企业。其中劳动关系始终是个非常复杂且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长期以来的重点关注问题。

  国家统计局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58.4%。在一些省份和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该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75%之多。与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但数量占优,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特征。

上面两类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英特尔和富士康。

  这些年轻的工人在艰难地适应工厂单调重复的生产节奏之前,就已经在学校生活中养成了都市生活方式。学校教育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广泛使用互联网、工余时间与同伴好友不时聚会,进入各种娱乐场所消费。都市生活方式的养成决定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发展预期。与城乡、企业、国家也形成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型关系。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行动频繁多发,诉求发生了根本转变,集中体现为主动要求大幅度加薪、重组工会、落实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等。

前者对自身及供应商均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除了必要的工资保证,基层管理更多地考虑了尊重工人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发展需求,包括人文关怀与个人发展,因而实现了企业盈利和良好的社会形象。

  缓解工人集体抗争诉求经济利益事件的频发,政府和企业应直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群体新特征,致力于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

▲资料图:英特尔芯片项目落户中国(OFweek电子工程网配图)

  

而后者则不断爆出因加班过多、薪资不足以及安全健康等问题导致的员工跳楼、罢工等丑闻,并因此成为唯利是图、劳动关系处理不当,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企业道德的反面典型。

  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下的城市

▲富士康某生产线

  

这不禁让人感慨,同是电子业工厂,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的社会群体特征:他们与城乡、企业、国家的关系均发生了变化。

务工人员的变化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为彻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例如,消费模式发生转变、社会关系逐渐由亲属老乡网络转向同学同事网络、普遍使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认同城市价值观。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新生代农民工中有85.7%的工人会上网,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长达2.7小时。他们把自身的发展定位也主要置于城市,调查显示,打算未来继续在城市而非乡村发展的比例高达58.4%。

在中国制造业近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务工人员的组成和特点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过亿,正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

  就认同与未来定位而言,他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明显的城市特征,如对工作发展性与舒适性的追求、对留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渴望。新生代农民工也强烈体现出想获得真正的城市身份、尊重与公平待遇的愿望。

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的受教育水平高。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表明,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在校受教育时间只有8.6年,大部分还没有完成初中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平均为10.7年,表明他们大多数已经完成了9年义务制教育,且高中以上学历占54%。

  新生代的消费与城市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大体相同:喜欢新潮衣服,需要娱乐活动,更多地利用通信手段与人交流。在休息时间偏爱玩电脑、玩手机,喜欢上网,热衷以主动性和互动式为特征的信息使用、网络社交和娱乐。

社会关系方面的显著变化。老一代农民工遇到困难时,有67%的人会找亲戚,只有21%会找朋友。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找亲戚和老乡的有57%,找朋友帮忙占到41%。这说明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正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网络和知识体系。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对农村生活较为陌生,也较欠缺认同感;有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减弱。从将工资结余寄回农村老家来看,老一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结余15377.49元,其中,有11063.25元寄回家,占结余的72%。而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的平均年度结余仅9683.78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3.73元,仅为58.4%。可以说,整个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老家的经济支持在逐渐减弱。

老一代农民工没有手机等通信工具,也很少有娱乐,每年会把70%左右的钱寄回老家,盖房子几乎是他们的唯一目的。新生代农民工只会寄回8%的钱,因为他们还有很多其他花费和追求。例如,娱乐,80%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会上网,每天花在网络上的时间约3小时;找男女朋友恋爱等情感需求;寻求城市身份认同,学习新技能,以便今后长期在城市中生活时能找到合适的工作。统计数据表明,88%新生代农民工不懂得如何做农活,并且44%左右的员工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活,这表明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农村工作生活。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收入更低、消费更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的整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已经不是满足工资那样简单了,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已不是满足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后就睡觉的老一代人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富士康前些年发生连续跳楼事件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部长到富士康监督检查指导工作。约上万员工聚集在广场里,郭台铭在台上表示,有什么要求都会尽量满足。这时,台下工人齐声高喊:“我们要见周杰伦。”

  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排斥自己在户籍制度下的“农民”身份,积极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将近半数(4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只有25.4%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户籍身份“农民”表示认可。这一比例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更加多样且态度积极。有人明确表明,自己是“城里人”、是“劳动者”,是跟城市年轻人一样的“上班族、小白领”、甚至是中产阶级,而老一代农民工则多选“打工者”“个体户”,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奴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副所长张俊峰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已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之间关系的表现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劳动关系问题方面,体现出个体劳动争议在向集体劳动争议演化。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继续在阻碍他们成为“城市人”。“农民工生产体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固化了这种制度。

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和自身知识、能力、素质等因素的限制,在遇到个人权益被企业损害时,通常采取用脚投票的被动方式。他们都有极强的忍耐性,且大部分抗争以个体为主,如果争不到就只能走人。

  新生代农民工新的社会群体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像老一代那样,采取“候鸟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遇到加班费不够或工资太低等问题时,会通过短信、QQ、微博等社交媒体,或当地一些小的维权组织,以群体行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引起社会关注。

  

例如,8月底,在武汉有一个罢工,员工通过微博直播工厂的抗争活动。另外,2012年截止到6月,在中国有媒体报道的罢工事件有122起,有很多是要求增加工资,而不满足于企业仅支付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

  寻找向上的就业空间

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企业里没有很好的集体谈判制度,工会更多的是一种摆设,甚至成为管理层的附庸,没能真正维护工人的权益。因此造成企业内部出现的很多混乱现象无法解决,并延续到了社会上。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大变迁。企业应通过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让员工有充分有效的沟通渠道反映他们的意见,避免经常以罢工示威,甚至跳楼的极端方式,来表达合理权益被侵犯时内心的不满。

  

还有,正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努力付出,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消费者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并将低迷的世界经济拉出了低谷。因此他们的付出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企业的新型劳动者,有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追求。在企业中,他们不再仅仅是埋头干活,挣钱吃饭,而是对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个人发展前景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

笔者20年前在深圳时,知道这些在深、莞工厂里的农民工的工资是几百元,10年后仍不到千元,只是近几年才有稍许提高。而这也成为了不少企业近来大叫用工成本上升的说辞。实际上,这期间大陆的物价水平高涨,房价也已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农民工的工资提高一些,只是对以往几十年低廉工资的一点补偿而已。企业从腰包里掏出一些也是应该的。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不但接受了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而且也更多地参与了技能培训,更愿意在技能培训和其他学习培训上投资。

英特尔对新生代员工的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环境,希望工作环境安全、企业管理规范;在工作选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关注工作的晋升空间。虽然部分企业糟糕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食宿条件,会同样造成两代农民工的不满,但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且更多地关注工作本身的意义和发展前景。

英特尔成都厂负责全球50%的笔记本电脑处理器芯片、超级本芯片及其配套芯片组的首发制造。现有3500多名员工中,90%是新生代员工,平均年龄27岁,一线人员里45%是女性。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八个月就要换一份工作,而老一代农民工一份工作差不多会做两年。从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看,新生代也要比老一代短许多。截至2011年,就总体(包括换过工作的和没换过工作的农民工)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6.2年,大约是新生代农民工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2.1年)的3倍。

管理层花了很多精力在如何理解新生代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点,如何激发他们的能量,及改变管理方法等方面。

  调查显示,离职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工资或福利待遇差”,两代农民工中都有超过50%的人因此离职。“工作环境差”是两代农民工离职的第二大原因,老一代和新生代中也都有超过25%的人因此离职。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的是,有22%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晋升空间小”而离职,还有18.4%新生代农民工将“工作太无聊”列为离职原因。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因这两个原因离职的比例只占5%左右。

通过各种人性化的员工关怀和企业文化,包括建立五星级的工作环境和娱乐设施等生活环境,让他们的自身价值能被认可,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并激发出无穷的创新想法。

  与前述“拆分型再生产制度”并存的“工厂专制政体”也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原因。“工厂专制政体”主要指生产过程中高强度、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而缺少人性的管理制度,肮脏、恶劣与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9天,在这一点上与老一代相差无几。在他们中,有13.6%受过工伤,7.6%得过职业病。如果考虑到外出务工时间的因素,就可看出,他们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伤害。此外,他们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还低574元。可以说,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更低、受工伤和得职业病的比例也更高,而他们从企业中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比老一代农民工强多少。

成都厂总经理汴成刚表示,虽然工厂的运营成本有一些增加,但员工会产生强烈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因而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率,也会给公司带来更大回报。

  对于工作和职业发展具有更高期望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通过群体行动和依法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甚至还努力争取推进制度的变革。他们除了以频繁换工作的“短工化”就业方式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也开始在公共空间争取话语权,反抗身份歧视,并努力争取城市公民的身份。

例如,某生产线上所用的测试探针是镀金材料的,因为镀上的金会磨损消耗,使用成本很昂贵。对此,一位年轻工程师开发出了一种合金新材料,可以取代镀金。这种合金材料一年可为英特尔全球工厂节省1400万美元。

  

对于员工加班问题,有观点认为,加班必然导致人力成本增高。其实,如果处理得当,整体成本会不升反降。

  从维权运动转向利益诉求

2009年,成都厂大量调整了员工的工资结构,保证他们的收入在市场上富有竞争力。同时,也花了大量精力控制员工的加班或过长的加班。现在芯片组的单片成本比3年前降低了50%,员工工资增加了20~30%。

  

新生代员工有一个特点是追求公平和平等。例如,成都厂工人都直接称呼汴成刚为“汴哥”,而不叫汴总。这对很多外企工厂的工人是不敢想象的事。别忘了,英特尔可是全球半导体业的老大,而汴成刚的另一个身份是英特尔技术与制造事业部副总裁。

  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更为频繁地卷入集体抗争行动。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新生代平均外出务工年限远低于老一代(分别为4.3和12.4年),权益受损的比例相应也更低一些(分别为14.1%和19.5%),但是,有群体维权运动经历者的比例却与老一代没有显著差异(分别为4.5%和5.0%),这意味着新生代比老一代更多地参与了维权活动,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取向。

在英特尔的企业价值观或文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建设性的对抗。一般员工可以指出上级或老板的错误和问题,并与他们坐下来探讨如何更好地解决,新生代员工很喜欢这种与管理层平等互动的方式。当然,上级或老板不能给员工穿小鞋,因为员工就怕不公,都希望有一个非常公平、公开、透明的机制,包括工作、福利薪酬及奖惩制度等。否则,很快就会扼杀这些创造性和针对性的探讨。这在中国企业里,以前是很难的。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行动还反映出,他们不仅频繁参与各种抗争活动,而且在诉求目标、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互动方式等方面,都显示出新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被动维权”,即在自身权益严重受损时才起而维权,而是更为主动地采取行动,无论是自身权益受损,还是身边的亲友、老乡、同事权益遭受侵害,甚至与自己不相干的其他工友面临不公待遇,新生代农民工都明显比老一代更愿意参与到相应的群体性维权活动中去。

还有,员工在成都厂内部有自己的匿名微博,可以在上面随意发帖子,组建各种活动。

  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企业利润增长状况,提出分享更多劳动成果的要求,从而推动维权运动向利益诉求转变;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对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表达出更为强烈的要求。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制度诉求直接挑战了现有的规制方式和工厂政体,迫使政府和企业部分地对其行动做出实质性回应,例如,加薪、重组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在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引发的汽配行业的罢工潮中表现得至为明显。电子业的“欧姆停工事件”则推动了工会直选在深圳的逐渐推广。这些抗争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

另外,成都厂管理层利用2008年汶川地震的契机,鼓励新生代员工做志愿者,并建立了21个志愿者项目,包括帮助孤老、到学校去教书、到乡村小学跟学生联谊、去社区建立图书馆和湿地保护等。新生代员工在参与这些项目后,感觉自己的思维被净化了,增强了企业团队意识和责任感。

  近几年,农民工与本地人的大规模群体性冲突时有发生,2011年的“潮州古巷事件”“广州增城事件”和最近的“中山沙溪事件”都是例证。这些冲突事件表面上看是地域族群矛盾(如四川人与广东人)的激化,实则是农民工对于“二等公民”身份不满情绪的爆发,是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必定引发的社会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反抗歧视,争取城市公民权之前奏。

员工的人性化管理与尊重在每天的吃饭上也能体现出来。汴成刚和所有员工一样都要排队用餐,由于打饭的队伍排得较长,而一线员工吃饭时间只有一小时,为了保证这部分员工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吃完饭休息,让他们有优先权,可以直接走插队通道。

  可以预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以流出地的城镇为基点来思考他们今后的发展前景,因而对于他们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如不消除,必将引发更为强烈的反抗。国家通过司法规制将农民工的维权行为限定在个体的、基本生存权范围内的传统做法已难以为继。

进入英特尔成都工厂,就像进了一个巨大的锦绣花园。由于花园非常漂亮,一年四季鲜花盛开,因此,不少员工选择到厂内拍婚纱照。

  

厂内还有五星级的健身房、标准足球场、室内外篮球场、网球场、乒乓球馆等。另外还有85个员工俱乐部,如瑜珈、舞蹈、网球、单身派对、摄影和旅游等。例如,专为女性员工提供各种交流平台的女性联合会,包括职业发展规划,怎样做妈妈,怎样在怀孕期照顾好自己和宝宝。

  打破旧体制牢笼为惟一途径

员工在这样充满温馨人性化的工厂里上班,工作与生活的心情都是愉快放松的,怎么可能出现罢工、跳楼等事情呢?

  

富士康的教训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及其积极抗争行动,预示着“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四个十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要求全社会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

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短缺;员工流失率高;自杀频危事件;员工与企业冲突不断;新生代员工的管理和发展困境。这些在富士康身上都体现的淋漓尽致。

  近几年,有关农民工问题已经开展了若干方面的工作,比如允许社保接续,部分地区开展了取消户籍制度的试点等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还远远不够。虽然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但难以满足逐渐增加的各类花费支出,增长的收入被不断上涨的房租、物价侵蚀,维持型的收入水平难以支撑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某些福利待遇仍然与户籍挂钩,难以覆盖到农民工;社保接续难以转走企业上缴部分等等。

提到富士康,除了是苹果的最大代工厂,人们更多想到的是:跳楼、罢工、群体性冲突等。

  只有彻底破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才有可能使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和生活更有尊严,才能最终使他们摘掉“农民工”这顶体现着社会不公正的帽子。政府和企业应直面“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内在矛盾,在企业中落实“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社区公民”身份。

其实,这种外在型冲突是工人内在心理长期受到压抑的结果。

  

据公平劳工协会(FLA)对富士康的调查报告,富士康工厂存在50多项违反FLA规范及中国劳动法的行为。例如,变相强迫工人义务加班,有大量订单时,工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且没有休息日;没有向工人支付足额加班费;未安装保护工具、避难通道被关闭,人员受伤或发生事故时处理不彻底等。

  出路何在

提供120万个就业机会也不应成为上述问题发生的理由。富士康如果在美国或台湾岛内建工厂,会出现或敢出现这种恶性事件吗?肯定不会。

  

这其实反映出富士康管理层对人性的淡漠,及缺少对大陆工人基本权益尊重的意识。没有认识到新生代员工对企业现有管理模式、制度和方法要求变革的强烈冲动,并及时加以调整和改变。一旦遇到问题,通常采用高压、粗暴的管理政策,且基层管理者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很多时候很难准确传达、执行高层的意愿。

  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基本方向。随着中等教育普及,劳动力构成逐渐改变,老一代、低学历的农民工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他们的诉求已经明显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更多地是以城市为基点来考虑未来的发展,这与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必然发生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他们正以越来越积极的行动表达对这一体制的抗议。日益激烈的维权抗争行动表明,现行“农民工生产体制”已经难以维系,必须加以改变,这正是调整劳动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郭台铭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处理企业内部自杀等危机事件时,喜欢请道士和和尚。没有意识到这类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对整个团队和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

  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企业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厂中不仅仅是劳动者,受到经理层的管理和约束,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自己的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诉求。企业公民权利包含很多内容,但是,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议价机制。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中,集体议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长期以来处于低水准状态,难以反映市场用工、物价水平、企业利润等方面的变化,阻碍了工人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自身利益。

虽然富士康表示,将会在2013年7月之前在中国大陆法律限制内满足所有FLA提出的改善建议,并完善了多种管理制度。且2012年5月16日,郭台铭宣布大陆富士康员工的薪水,到年底要追平台湾的最低工资,含加班费在内约3000元。2013年下半年薪资再增一倍,底薪4400元,加上加班费,总体工资接近5000元。到2013年7月1日,每月加班时间降到36小时。但能否认真有效地落实,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关键。

  课题组发现,从现在开始逐步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企业公民”的权利已具备可行条件:第一,农民工自身素质已有极大的提高。很多工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和各种渠道获取企业和行业相关信息、查询法律知识并认真汲取其他企业的工会运作和集体谈判经验。第二,基于经济诉求的行动更易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在课题组搜集到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案例中,经济目标都非常明确,不符合企业利润状况的加薪要求和激进的政治诉求微乎其微。第三,法律和市场是农民工行动和谈判的两根准绳。工人在行动过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动方式是否违法;在提出诉求和进行集体谈判时,往往将物价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资水准、市场用工状况、企业利润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依据。集体议价机制的实现,将是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还将促进消费,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正如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所言,如果一家企业在公众眼里经常出现劳资纠纷、安全和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这家企业盈利再多,也只能算作二流公司。

  在城市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农民工有权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要完全实现农民工的“社区公民”权利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只能逐次推展,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安排的考虑和各项具体的政策设计。近几年,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爆发的一些剧烈的群体性冲突已经表明:为从根本上化解当前困境,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此种“社区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已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

更深层的思考

  

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像富士康这样不尊重工人基本权益的工厂数不胜数。如何改变不仅是这些企业面临的问题,同时政府管理机构也需认真思考。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不能只顾追求政绩,让自己的乌纱帽更高、更大,以牺牲广大工人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用行政手段为企业提供超规便利、甚至纵容不法行为,而应切实负起监管的责任,让整个社会能够可持续发展。

  课题组成员包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毕向阳、何江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李阿林,博士研究生汪建华、黄斌欢,硕士研究生李林卓、李蓝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顾晓今、姚晓迅、江发文。

编辑:妮子

  

  作者: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

  来源:《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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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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