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中国经济面临的五重风险

随着出口与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走到尽头,寻找新的增长引擎重新回归视野,消费拉动经济老调亦重新开启。随着外部环境以及内部因素逆转,华南的劳资纠纷和全国多个地区相继上调工资,多年来依赖的人口红利面临转折,市场普遍预计此轮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在所难免。欧债危机影响几何?下半年宏观经济风险如何?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认为房地产将在第四季度进入量价齐跌的“二期调整”,富士康事件代表着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黄金时代的尾声,中国经济也将随之转型。出口增长问题将出现在明年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说过,2010年全球经济中两条并行的主线将是经济复苏与市场动荡,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欧洲债务危机是否对今年出口带来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陶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确实扑朔迷离,希腊这样规模的小国虽然可以在金融市场对欧洲股市、债市带来重大冲击,但是对于实体经济影响不大。根据调研,现在全球各地的订单正在涌入中国,包括美国、新兴市场和欧洲的法国和德国等主流大国。目前许多厂家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或者明年第一季度。今年下半年,随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采取财政收缩措施,一部分订单会取消,但是中国出口会维持10%甚至更高的双位数增长。总体来看,欧债危机对今年中国的出口形势不至于太坏。值得担心的是明年的情况,在各国库存回补周期结束之后,我对于中国出口是否还将继续强劲增长有所担心。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今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陶冬:首先是汇率风险。当前欧元的乱象并未结束,欧洲央行措施只是暂时喝退了投机客,但是欧洲需要进行全面结构性调整,这个调整相当的漫长和痛苦。欧洲国家有没有政治意愿进行这样的结构性调整?欧盟和欧元这种人造的主权货币有没有能力强制主权国家进行调整。对此,我个人并不乐观。这种调整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包括中国股市。  其次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错位的现状——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可谓处于冰火两重天的状况:发达国家经济过冷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过热出现了两极分化。当前全球货币政策都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当美国经济仍未改善、美国经济刺激政策仍未退出之时,如何处理新兴国家的过热,是目前的问题。  第三则是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我认为可能会愈演愈烈,不仅仅是希腊、西班牙的问题,英国、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问题。  第四是中国的房地产调整。中国房地产肯定有一轮调整,问题只是调整的形式。  现在市场或多或少将目前的局面和2008年的V型反弹作为参照物,但我认为这种参照是错误的。我判断未来12~18个月的情况是:利率是往上走的,流动性会向下,需求不好说,但供应是增加;同时政府也不会出现不惜一切代价保8%的目标,因此这一轮房地产调整可能会影响若干年,今天的问题不应该是房地产会下跌多少,而是房地产的下跌周期会有多长。这不仅仅会影响中国的金融资产,也会影响全球的金融资产。  第五个风险,我认为明年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可能爆发。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
经济转型在即  《中国经营报》:劳资纠纷已经成为近日媒体头条,这背后隐含的劳工工资上涨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众所周知,“刘易斯拐点”表示随着过剩劳动力供应开始减少,产业工人工资也必然随之提高,中国是否已经到达这一临界线?工资上涨是否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呢?  陶冬:我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内需的增长要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因此拐点到来的时间提前了。富士康事件可谓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依靠无尽的劳动力、廉价的资金成本并在全世界获取资源来维持了。但是,短期来看,FDI撤出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出口的优势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有新兴国家中罕见的完善的基建设施、强劲的制造业产业链——即使劳工环境收紧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天堂。此外,中国还拥有巨大的市场,所以我暂时不认为大量外资会流出,他们会逐步转移到内地,增加自动生产能力。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会无可避免地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能转变为内需拉动型,那么中国经济会重现双位数的增长,但是我们需要新的增长因素的产生。我认为,长期来看,2015年到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7%~8%左右,但是增长质量会更高。

最近国内国外被不同的新闻主导着:国内看到各地的工人纷纷要求加薪;国外则主要还是欧债危机和相关的灭赤措施。表面看两者没啥关系,可是如果从“高处”俯瞰,不难发现某种意义上两件事情的源头都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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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比新兴国家“老”得更快,全球未来增长依赖“年轻人”

世界银行六月调高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3.3%,而新兴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长更达6.2%和6%,表明发展中国家将是全球复苏的主要推动力。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欧债危机的源头?

看看以下的逻辑: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末期,由于抚养成本逐渐上涨,使生育期望减低,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当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老年受赡养人口大于青少年受赡养人口,平均人口年龄上升,国家产业竞争力被削弱,同时发达国家长期高消费的习惯难以改变,在民主国家以民生为先和选票至上的背景下,只能增加财政开支以维持较高的福利。

生产率不能大幅提高,政府财政赤字却不断扩大,最终将导致政府债务危机,可以说是今次欧洲各国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根据欧盟老龄化工作小组的统计数据,希腊作为这次欧债危机的源头,其长者占总人口比率是全欧洲最高,人口老龄化负担达到GDP的15.9%。根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的报告,欧洲已于2000年变为成熟型社会,即60岁以上老年人多于15岁以下的青少年。由此看来,金融危机并不是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是问题的导火线。

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中,除了美国因其移民政策不断吸引年轻移民,以保持较年轻的人口结构外,日本早在20年前就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在改变世界,开始从输出“通缩”转为输出“通胀”

半个月前在中国讨论最热的话题是富士康的“十二跳”事件和其后的大幅加薪。富士康崛起并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代工之王”,得力于全球化和外包的国际大潮流,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土地和劳工,以在控制成本上力压对手。但是从2000年开始,内地的工资却不断上升,开始打击这种薄利多销的“世界工厂”模式。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商,压缩成本的效果无人能及,连它都屈服于工资上涨的大趋势,其他在华工厂则更不敢想象了。

富士康不是个别事件,民工荒从2003年就开始,且日趋严峻,原因已不只是季节性或外来因素影响,而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民工荒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开始向中西部推移。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指的是中国渐渐失去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亦意味着世代更替后,年轻劳动力的总量开始减少。有人说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尾声,已迫近“刘易斯拐点”,即过去数十年的工业化过程已把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要进一步吸纳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对于中国是否已到了“刘易斯拐点”,学界众说纷纭,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则证明2004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

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意味着什么?

因此,中国企业不可能一直依赖低廉劳动力和低成本拓展市场,而必须及早升级产业,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形成新的企业竞争力。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加速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由粗放型生产社会转变成高增值消费型社会,提高最低工资就是朝消费型经济走出的重要一步。物品因工资和需求上升导致供不应求,形成预期物价和产值同时上升,通胀升温不可避免。在“老龄化”和“通胀”的背景下,医药和消费品板块值得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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